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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

                  一部极具乡土文化特色的新史传报告
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  | 章罗生  2021年03月23日09:06

                 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,“惟楚有材,于斯为盛”:不说古代的王夫之、近代的曾国藩,也不说现代的毛泽东、刘少奇、贺龙等革命家与军事家,单就当代文坛而言,也群星璀璨、人才辈出——“文学湘军”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全国之后,于二十一世纪又异军突起、再造辉煌。不过,以往是以小说等虚构创作为主,而当今则以报告文学等纪实创作为重——这一点,虽说是文学的“纪实”时代使然,但也打上了鲜明的“湖湘”印记。如“红色”题材创作就因其天时地利而走在全国前列:继张步真、赵志超、龙剑宇、杨华方等之后,余艳、纪红建、胡玉明等又将其扩展及湘西南与浏阳等红色根据地。在读到袁杰伟即将出版的新著《毛板船》时,我不觉眼前一亮:湖南的“纪实”群体中,又增添了一颗闪亮新星!

                  袁杰伟此前著有《圩程——袁杰伟自选集》(下文简称《圩程》)三卷本和“竞标”而来的“国”字号大作《随园流韵——袁枚传》,著作颇丰。于是,我一并把这些作品看完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袁杰伟虽历经坎坷,但自强不息,顽强与命运抗争。正是如此,在几次考研失败后,他不甘屈居贫困山区,而要去生活的激流险滩闯荡,以书写自己的独立人生。如此,他南下广州,先后在报社、学校与公司任职,也曾参与电视剧写作和拍摄。其中既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失败的教训;既感受到时代的躁动与人性的温暖,也体会到社会的复杂与生存的艰难。这些,在他的《圩程》第一卷《漂泊在羊城》中有翔实的记载。该作一般被人称为纪实小说,而我则认为,它更是一部真实、形象的自传。因为,它不但如实记述了作者在羊城的“漂泊”,而且通过“我”与羊城及家乡的联系反映了广阔的时代背景;不但真实记叙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,而且用“袁杰伟”本名,不回避其情场波折与人性隐私等?!钝壮獭返诙怼冻景B洳欢ā肺褪瞪⑽?,大多篇幅短小,内容除记述自己在羊城与娄底等地的经历、见闻与感受外,更增加了对社会世俗丑恶现象的揭露批判与对人生、历史的思考等。这一点,在《“淡泊”两字好迷?!贰都钦哂肫印贰都钦哂肱┟窆ぁ贰督淌谠痈小贰丁岸垢こ獭薄贰兜胰式艿摹傲砝唷薄贰斗蛾饰握欣瓷鄙碇??》《说岳飞》与《张居正为何不能成为历史名臣?》等文中表现尤为突出。当然,这一点在《圩程》第三卷《第三只眼》中更为集中。该卷被认为是杂文集,因而也的确具有杂文针砭时弊与讽刺幽默等特色。它分《漫谈教育》《文化视界》《草民言论》与《社会万象》四辑,对有关教育、文化与农民等各种社会问题,进行了全方位、多层次的揭批与思考,从中更能见出作者的正义良知、责任担当与求实精神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正如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蒋振华所评论的:“大背景、小故事”“大气候、小气象”构成《漂泊在羊城》主题与情节的包容关系,“表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思,宏大的主题背景与细腻的生活情节的有机统一?!摇槐涠形?,再变而有功,三变而有生命存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,由乱到治的社会个体发展规律在‘我’身上显露无遗”?!冻景B洳欢ā酚搿兜谌谎邸吩蚴撬昂筇觳叛首罴?、最充分的展示”,正如评:它们“无所不包,无体不备,均能随体成文,风格多样,语言恣肆,汪洋捭阖,仪态万方,实乃当今学者兼作家之佳构也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正是有此厚实的思想、知识与写作储备,作为“无名小卒”的作者才能在《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》这一国家级文化工程中竞争到《随园流韵——袁枚传》的写作。也正因为它是国家级文化工程,故要求高、审查严,作者也卧薪尝胆、全力以赴,因而它实现了作者对自身的全面超越,也使其创作跃上了新的台阶。正如他所说:“在写作手法上,我也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人物传记或情节很强的报告文学那样,主要以情节、细节取胜。我不善于虚构,连意象填补也很拙劣。因而在不少章节中,我采用了自己最喜欢运用的杂文随笔的写法……当然,更多的是根据所涉及的内容,综合使用了杂文、散文、随笔、故事等手法?!闭侨绱?,作者深研史料、精心结撰,通过《漂泊在京城》《七载芝麻官》《以官易随园》和《美食与性灵》等章节,不但全方位地再现了传主的“全人”,而且突出了其独特的思想性格与精神秉赋—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,不同于一般传记,作者抓住传主作为诗人与诗评家的“这一个”,不但突出其创作才华,而且以专章形式,对奠定传主历史地位的“性灵说”等,从历史与学术的角度进行专业考证、辨析,这更显示了作者“学者兼作家”的独异与过人之处。评论家李炳银、中国戏剧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刘彦君认为作品“深入到传主思想、人品、情感深处,聚焦于袁枚的内心成长,强化了他一生信奉的平等、坦诚、正直等启蒙精神”;其“情节细节丰富生动,性格形象突出,富有情趣,畅达诗性,是走近和认识传主的简洁充盈的文学书写”。特别是在写作方法上,评价“作者没有沿袭传统的传记叙事方法,而是根据传主生活的多个侧面延伸,综合使用了多种文学手法来进行表现,字里行间能隐隐看到杂文、随笔、散文、小说等文体痕迹的融会贯通,富有实验性和创新性。各种人物在作者叙述中自由地随意穿插,可谓古今中外皆入文中。这种表达方式,不仅深化了传主的精神视野,引入了时代氛围,而且,对于文体有意识的跨界运用,也使整个传记的行文走字充满了变化,带给读者以意想不到的阅读张力,从而强化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那么,《毛板船》的情况如何?令人欣喜的是,我们又看到了作者的创新与超越,更见识了作者的内在潜力与高远追求。这一点,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:

                  首先,在文体探索方面,不同于作者以往的纪实小说、散文与传记等创作,也不再如以往那样单一反映“现实”或再现“历史”,《毛板船》是报告文学,而且是联系“现实”而以“历史”为主的史传报告。也就是说,作者抛开以往的“轻车熟路”而又开始了新的体裁尝试。但这种“新”,不是远离基础的另起炉灶,而是继承传统的优势互补,是充分吸收了以往经验后的综合、提升:它既有小说的人物描写与故事情节,又有散文的写景抒情与“形散神联”,还有民间文学、通俗文学常见的传奇与神秘等,因而是一种具有浓郁的乡土、文化特色的“新”史传报告。

                  其次,在题材内容方面,作者也有新的开拓。即作者的以往创作,虽也写了新化、娄底等湖南家乡的有关人事,但主要还是写自己在羊城等地的漂泊与见闻等(《袁枚传》例外)。而《毛板船》则不但聚焦家乡新化,集中反映梅山文化、风俗与历史等,而且将视野延伸至湖北的汉口等地,而联结两地的绳扣即毛板船。而毛板船这一题材不仅重大而且独特:它为新化人首创,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次性使用的巨型船舶,且只存在于1799年—1958年的160年间;它是新化人为了将本地煤炭经资江运往汉口而“逼”出来的生存之“法器”。即该船之所以为“一次性”的“毛板”,是因它至汉口后不能返回而只能当作木材处理;之所以至1958年即被中止,是因修建柘溪水电站后资江被阻断。因此,作品不但记述了毛板船从诞生、发展到消亡的160年历史,而且写了1959年后的移民与乡村经济,及“我”对毛板船“活口”的寻访,等等;不但写了新化山区的人文地理及贫困与反贫困,而且重点写了新化人——“宝庆帮”等湖南人在汉口的商贸、生存等艰难实况,包括与“安徽帮”等外地人为争夺码头等地盘而进行的各种斗争,等等。如此,作品就写到梅山武术、武师争霸、地域文化与江湖社会,也写到资江地理、洞庭风光、汉口商会与湘楚历史,还涉及清廷的新化官员、曾国藩的湘军与水师、武昌起义前后的社会形势、雪峰山抗战与日寇投降,及1949年前后的政治、经济与改革开放,尤其是通过资江航运与汉口商埠等,正面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航运、商业等经济和社会面貌。因此,作品选题独特、题材庄重,视野广阔、内容深厚。

                  最后,在风格形式方面,作品融汇古今、“虚”“实”一体,用小说笔法而不露匠气,写传奇故事而不夸张,重人物描写而不渲染,有“文化”“理性”而不“掉书袋”。具体而言,在写人方面,作品不但重点写了毛板船的创始人杨海龙、先为舵手后为汉口宝庆会馆馆长的何元仑、武师游石命与“楚宝瞎子”刘春祖等,还写到刘光南、邓显鹤、李郁华、梁祗六、周先仁与谭人凤等新化籍官员和要人。在叙事方面,除详写毛板船从新化经益阳、洞庭湖而至汉口途中的艰难险阻外,毛板船从业者围绕汉口宝庆码头而与“安徽帮”等所进行的争夺,描写尤为集中、具体。如第八章的《三箭定界》、第十章的《江湖赌狠》与第十二章的《将军保驾》等,即是其例。而其中的翰林钦差李郁华巧施妙计与理发匠舍命油锅捞匕首等描写,尤为曲折生动、惊心动魄。在文化风俗方面,作品既写了梅山的武术、茶马古道与张五郎等传说,又写了汉口的沿革、风物与鹦鹉洲等地的历史典故;既写了“湘帮”的血性与义气,又记录了不少民谣与打油诗,尤其是以专章写了《资水滩歌》等。在理性精神方面,作品既总结了毛板船在经济、教育、语言等方面,以及对曾国藩水师的影响,又反思了毛板船经济的地位、意义与劳资关系等;同时,对武汉今昔、湖湘文化、新化发展与扶贫开发等,也有一定思考。总之,作品涉及文、史、经、哲等方面,知识密度大,且人物鲜明、故事生动,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与民族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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